佘山朝圣(转)

胡雪玮 天主教上海教区光启社 (本文为圣爱2019年第五期封面文章)

“朝圣的人,都登山祈祷,望弥撒,拜苦路,自从上午十点钟起,直到黄昏,山路广场上,之间人山人海络绎不绝,拥挤不堪。前一夜,在中山露德圣母亭子前面大放西洋烟火,各山路都插满了五色旗帜灯彩。电炬高悬,光明如昼。到了正日的清早,大家先在中山教堂参加弥撒礼,礼节做完,山顶上有人大吹号筒,召集信徒们集拢结队,人数总在一万至二万人左右,万头攒动,人多如蚁。不多时,山顶开号炮三响,接着噼里啪啦一阵的鞭竹声,于是大队迎圣的信徒开步按班上山了。”——张若谷《佘山》

如果只看文字,你很难想象,如此热闹非凡的场景,发生在近150年前的1873年5月1日。那时候,松江城西北二十五里的佘山周围还没有通公路。这一天,一千二百多艘小船把山脚下的河道挤得水泄不通。

当迎圣母的队伍出发时,场面异常隆重。最前面是巨大的银质十字架开道,然后两人执烛,后面跟着三十二名军乐队乐手,一路演奏悠扬的圣乐,紧接着是来自松江、七宝、马桥、张揠、亭林等各堂口的三十二面五色绣旗,绣着各位圣人圣女的像,后面跟着数十位修士、神父以及捧着花的、提着香炉的辅祭,六个人抬着一个亭子,亭子里供奉着耶稣会修士陆伯都所造的一尊圣母像,在数万教友的簇拥下,缓缓从中山到山顶。

这宏大的朝圣场面缘起于这一年的4月15日,这一天,在高八十八丈的佘山山顶,一座希腊式的大堂落成祝圣。大堂建成以后,远近的教友就纷纷前来朝圣。从那一年起,“佘山朝圣”就成了江南 一带天主教会的传统,延续至今。5月圣母月中的每一天,佘山,都是人山人海,络绎不绝。

从五间疗养小屋到远东第一座乙级圣殿

天主的计划神妙莫测。江南代牧区的法籍耶稣会会长南格禄(Gotteland Claude)神父及其继任者鄂尔璧(R.P.Josebh Gounet)神父一定不会想到,他们看上的这块远离城市的幽静之地,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,会由一座其名不显的小山,变成远近闻名的远东第一朝圣地。 早在1844年,南格禄神父就来过佘山,他看到这里满山竹林,环境幽静,想要在这里为年老体弱的传教士建造一处祈祷所。19年后的1863年,由于受到天平天国的影响,分散在各地的传教士们经历了千辛万苦回到上海,由于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打击,他们深受瘟疫、疾病和死亡的困扰。

图中左侧为供奉圣母像的六角亭

刚好,佘山附近也由于战乱导致荒芜不堪,地价非常便宜。鄂尔璧神父就果断买下了佘山面南的半座山,在中山建造了五间房屋,中间有一座小圣堂,当做神父们的疗养所。这就是最早的中山堂。山下附近张朴桥等地的教友一听到佘山中山驻有神父,便欣欣然奔走相告,赶来望弥撒。 图中左侧为供奉圣母像的六角亭

次年,松江总铎杜若兰(D,Desiacques)神父在山顶建造了一座小小的六角亭,顶上树立了一座铁的十字架,亭里供奉了一尊圣母像。六角亭只有铁栅栏作门,面积每边只有八尺,高二十尺。按杜神父的本意,是希望通过圣母,十字架的光芒,能照遍整个松江府,整个江南省。这个朴素微小的建筑物,让教友们大喜过望,他们开始上山祈祷。渐渐地,教友们不满足于祈祷念经,而是希望神父在圣母像前置一座祭台,使教友能在圣母像前望弥撒领圣体。佘山朝圣,最早就是由这些教友自发形成的。

郎怀仁(AdrianusLanguillat)主教得知以后,非常高兴,他先请土山湾辅理修士陆省三绘摹了一幅胜利之后圣母像,把它命名为“进教之佑”圣母像。 1868年3月1日,郎主教亲自来到佘山,在中山小堂祝圣了这幅圣像,并由谷振声和杜若兰二位神父伴同护送圣像上山顶六角亭。这天,附近教友闻风而来的不下两三千人,导以锦旗,间以国乐队,列队伴送,一路经声歌声络绎不绝;到了山顶,主教把圣母像安置在六角亭内后,由神父修士们组成的唱经班,即三唱“进教之佑,为我等祈”,从此“进教之佑”,便成为佘山圣母的尊号。这便是佘山第一次“迎圣母”。 这一年和次年的5月24日,圣母进教之佑瞻礼,郎主教都来到佘山山顶,举行弥撒圣祭,将整个江南教区奉托于圣母。教友纷纷闻讯赶来参礼,非常热闹。

然而,随着清朝局势不稳,闭关排外的思想加剧,外界环境却是逐渐恶化。自1868年以来,各省仇教之风愈演愈烈。到了1870年6月21日,发生了天津教难,杀害神父教友、烧毁教堂。随之蔓延至江南。有人扬言威吓说要把教会的一切事业彻底铲除。上海也出现了关于传教士“挖眼睛、取小儿心肺制药”的谣言,连上海道台也发了声明,一时间,神父们不敢出门,教友们纷纷隐遁,眼看着一场劫难一触即发。

当时,郎主教正在罗马参加“梵一”大公会议,江南教务的重任完全压在耶稣会会长谷振声(R.P. Agnellus Della Corte)神父一人的肩头。他眼见劫难已在眼前,非人力所能挽救,只有举心向上,依靠“大能者贞女”。谷神父忆及1853年董家渡大堂在清兵和小刀会的炮火交织下,因苦求圣母而得以保全的经过,于是,他召集神父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,在会上提议,要用全体江南教友的名义许愿,如果江南教务得免大难,将在佘山顶上,造一座圣母大堂。与会的神父们同声赞成。 发愿后不久,事情就出现了转机。前几天还毁谤传教士的道台老爷们,竟然一起前来拜谒谷神父,痛斥天津的不法暴行,并承诺尽力维持治安,使上海不至于发生意外。

安然度过一劫的江南教区的神父和教友,纷纷感念圣母的大恩,9月,谷振声神父拟了一个通告,把这次事件的前因后果及发愿修堂、圣母保佑的事迹,告知各地的传教士,请他们一一传达给教友,并请教友解囊襄助,以建大堂。

1871年5月24日,在郎主教主礼,六千教友的参礼下,大堂奠基。同时埋下铅碑一块,上面刻着拉丁文和中文,碑文如下:

时维天主降生一千八百七十一年,西历五月二十四日,教宗庇护第九位御极二十五年,大清同治十四年四月初六日。统辖江南教务代牧耶稣会会长谷,为求免本省应受之难,矢愿上主,特敬圣母进教之佑,敬建大堂,以酬前愿。大司牧耶稣会士郎行大礼祝圣,签名磐石,工师耶稣会士马历耀。

1873年建成的山顶大堂

这座大堂建了两年,于1873年4月15日落成,祝圣。文章开头描述的就是这一年的佘山朝圣盛况。各地教友,闻风响应,朝圣团体络绎不绝。这一年的五月,也被称为佘山历史上的第一个“圣母月”。 1873年建成的山顶大堂

这座大堂非常富丽堂皇,引起了当时人们的交口称赞。大堂有多美,在当时流传的一本《佘山圣母记》中有详细的描述:

“堂在佘山绝顶,风景极佳。出门一望,则天马诸峰,尽在目前,满山榆柳松柏,郁郁葱葱,皆堂中所植也。惟松地处长江下游,往往有飓风吹至,故建筑殊为坚固。堂作十字形,前有平地一方,置大石狮子,外以栏杆护之。大堂之弥撒间,乃一半圆圆式,上有圣楼,可跪人。堂前有走廊,正面承以十柱;东西南三面,各有大门三扇,遇大瞻礼日,出入甚便;如人数过多,可跪在廊下。正门内,悬一最大之匾,曰“保障江南”四字,灿然夺目。堂之两旁复有余屋若干间,一面为男教友休息所,一面为女教友休息所。 堂内正中之大祭台,为土山湾所制,其上有六小柱,雕刻精致,中供圣母浑身像,头戴花冠,身衣金饰之衣,一手抱耶稣,一手执金杖,其容貌之华美,真是全美丽玉洁净,又极谦和;凡儿童之随父母来者,父母各诏其子女,瞻仰圣像,恍若亲见慈母之声音笑貌焉。其两面后有小祭台两座,亦土山湾所制。堂内匾额及圣像,不可胜数。堂外客会间之两旁,各有一小亭,东供圣若瑟善终主保像,西供护守天神像;教友拜大堂后,最喜至小亭内诵经焉。”

与大堂同一天祝圣的,还有十四处苦路像。为了解决把建筑材料运送上山的问题,在建堂之初,建筑师在山坡上从半山腰到山顶开了一条“之”字形的经摺路,沿路建苦路十四处亭,以作为纪念耶稣的苦难和教友拜苦路之用。

主教由利庸乐和谷振声二位神父伴同,身披紫咖叭,上经摺路顶,在石狮座下拱亭里(亭壁墙上砌有石十字架,下面镌有“十字圣架,万世瞻依”八个大字),祝圣了苦路十字和十四个小木十字,继而随着经摺路下山到第一处苦路亭,开始公拜苦路,之后更循苦路亭依次拜上,重回石狮下的拱亭,这时满山满谷,满是“天主为尔所受之苦难矜怜我等”的经声,苦路完工,教友们又拥进新堂,主教即在正祭台圣母像前领唱Te Deum(谢主辞)。这便是佘山的第一次公拜苦路。

随着佘山山顶大堂的落成,朝圣、迎圣母也渐渐形成了固定的仪式和顺序。但整个佘山的教会建筑群,还远远没有结束,大堂内部装饰、山园祈祷石窟的开辟等等,都是以后长年累月的工程。1874年9月,开始进行从山麓山门到中山广场的那条上坡道的加固平整,和增添石级等等。 郞主教看到教友们如此热心敬礼佘山圣母,乃向圣座请求颁赐给来佘山朝圣教友得全大赦的特恩。1874年12月中旬,教宗庇护九世批准的诏书到达上海,1875年的圣母进教之佑瞻礼,就有四千名教友到佘山告解领主为得全大赦。

在三圣亭前祈祷的教友(1902年)

随着朝圣教友的逐年增加,佘山不久便成为中国天下闻名的朝圣地。为了方便朝圣的教友休息、参与弥撒,1894年,中山堂也得以翻建,成为了可以容纳五百余人,中国传统式样的中山圣母堂。中堂正门两侧刻有一副对联:上联“小堂筑山腰,且憩片刻修孝子礼”;下联“大殿临峰顶,再登几级求慈母恩”。门前有可容纳千人的广场,设有栏杆、石凳,四面建起了耶稣圣心亭、圣母亭、圣若瑟亭,合称“三圣亭”。 在三圣亭前祈祷的教友(1902年)

刚恒毅总主教与主教、神父们在佘山

美丽的大堂,给佘山增添了许多华彩。但是,让佘山在中国教会历史上留下更重要一笔的,是1924年6月24日。这一天,宗座驻华代表刚恒毅总主教,在全国公教大会闭幕以后,率领参加会议的15位主教、10位司铎同赴佘山,把整个中国献于童贞圣母玛利亚。 刚恒毅总主教与主教、神父们在佘山

从此,佘山圣母不仅是江南教区的庇护者,更成为了整个中国的保护者。1933年,首批新祝圣的国籍主教也相约前往佘山,把他们管辖的教区托付给圣母。

佘山,在教友心目中的地位也逐渐提高。由于来佘山朝圣的教友逐年增多,这座称雄一时的圣堂不到二十年,就已经显出了它的老式、狭窄和拥挤。

“造一座更大、更美的大殿”成为了许多教友的强烈要求。

1924年,姚宗李主教同意着手开始建造一座比老堂大一倍的,可容纳三千人的新式大殿。当时,耶稣会会长万尔典神父主张将全部工程委托给上海有名的工程师、建筑师来做。但是当他们看到新堂需要在山顶上建筑,运输、建造困难重重的时候,纷纷表示不愿承揽这一浩大的工程。 于是,神父们只能自己想办法来解决。有一位名叫慕禄(P.Moorloes)的神父设计了罗马过渡时代样式的大堂;尚保衡神父(P.De Jenlis)负责检测、选择各种材料;土山湾的画师工匠也在潘修士(F.Coupe)的指导之下,制作美丽的彩色玻璃窗。钟楼上的圣母全身像,是林保禄神父(P.Leonard)委托工厂制作的。

新堂于1925年4月24日奠基,由叶肇昌神父((P.F.Dinig))担任总建筑师。叶神父原系教区内有名的设计师兼工程师。上海徐家汇天主堂许多建筑,徐汇中学新校舍,耶稣会第一座神学院,交通大学的一座图书馆等,都是由他设计制图建筑的。

大堂建了十年。1935年11月16日,惠济良主教主持大堂落成祝圣典礼,次日首次奉献弥撒圣祭。

当时的人是如此描述这座新堂的:

“新堂面向西方,正对中华大陆。大门南侧有钟塔一座,高出山顶38公尺。塔顶圆穹上峙立一尊铜铸圣母像,高4公尺8公寸。圣母擎起小耶稣,小耶稣双手拓开,向我中华全国,作祝福状。新堂内部高17公尺,东西长56公尺,南北最阔处25公尺,可容3000余人,堂内东首正祭台用镶金嵌碧的大理石制成。老堂的正祭台保存在原来位置,面向南方的大门。堂顶盖着琉璃瓦,自远处遥望红墙绿顶格外美观。堂内一切伟大的建筑,更显出庄严肃穆的气象,使人油然生发恭敬虔诚的情绪。”

1942年9月12日,教宗庇护十二世册封佘山圣母大殿为乙级圣殿(Basilique Mineure)。这是远东第一座获此殊荣的圣堂。1947年5月18日,惠济良主教为佘山圣母像加冕。这天,赶来参礼的教友竟达五六万人之多,整个佘山,无论山上山下,堂内堂外,漫山遍野只觉熙熙攘攘,盛况无与伦比。

从鄂尔璧神父买下佘山半山之后的100年间,随着天主教在江南传教事业的发展,佘山在圣母的护佑下,成为了江南最著名的朝圣地。

道阻且长的朝圣之路

从上海市区到佘山的公路,是1936年8月开通的。在此之前,去佘山朝圣,大都是先坐车、再换船。住在附近的教友可能走路去,据说也有外地的教友是坐火车去的。

浦东教友姚老先生曾经回忆过小时候跟父母家人一起去朝圣的情形:“那时候,我们提前一天就要出门,先坐车,再换船,摇啊摇的要摇上一夜,天明才能看到佘山的影子。”

教友去佘山朝圣,有和家人一起去的,也有跟着团体一起去的。张若谷先生1931年编辑出版的《佘山》一书中,曾详细描述了上海公教进行会组织的的佘山朝圣。他说:“团体中组织最完备的要算上海的公教进行会了。他们每次出发时,必先在上海各报纸上登着一个消息,他们并且极欢迎教外人同时加入,只要有熟人做伴侣,和遵守公众的秩序。” 同时,张若谷还抄录了公教进行会1919年发出的佘山朝觐券:

(注意)本日善工,悉让炼灵,并按教皇意祈祷,热心恭敬圣母。

(公求)

(一)圣教昌明,异端消灭。教皇主教神父,德化日隆

(二)世界和平,中国归化。中国各省圣教事业,扩张发达,特为江南全省教务求主。

(三)求耶稣圣心王于个人家庭,俾众教友神形事业,日见发达,特为公教进行会事业扩张。

(私求)悉按各人本意求之

(一) 上午三点三刻齐集沪杭车站验券登车。四点钟开车,车中公念早课,首份玫瑰经,炼狱祷文。

(二) 至姚泾港,鱼贯下车上船。男先女后,不得拥挤。船中公念中份玫瑰经,圣母圣心祷文。

(三) 到山时不得先行至山上,须在中山齐集,公拜苦路,至上山望弥撒领圣体,望圣体降福,各人谢圣体。降福后,念向耶稣苦像诵,为教会诵,出堂各自进食,少息,公拜苦路。

(四) 下午一时半,聚集露德圣母像前公念末份玫瑰经,圣母德叙祷文,耶稣圣心像前,念耶稣圣心祷文,献心诵,奉献祝文,奉献全家诵,大圣若瑟像前,念圣若瑟祷文,大主保祝文。

(五) 三点钟下山,三点半开船,船中公念圣母串经一串,至姚泾港登岸上车,车中公念夜课,加诵玫瑰经五端。

(六) 会长如有临时命令,宣布遵行。

从一百年前的这份“朝觐券”,我们可以看到,当时佘山朝圣组织者的思虑是何等完备,这不仅是一张乘车凭证,更是一份详尽的朝圣指南。朝圣的意义、献仪的用途、祈祷的意向、朝圣的流程、时间分配,无不清楚明了。而且兼顾到了世界、中国、教区,教宗、主教、炼灵以及个人的各个方面的祈祷意向。

组织佘山朝圣的,除了团体,还有学校、修院及各地的堂区。他们都是提前一天抵达,晚上住在山上或者干脆住在船上。1937年9月的《公教周刊》刊登了一篇署名“江道源司铎”的《沪杭教友佘山朝圣记》,里面详细描述了他于5月2日圣母月第一个主日带领杭州男女教友和仁爱会修女共50余人去佘山朝圣的经历。他写道:

“一日晨在刀茅巷仁爱医院集合,由余举行求主弥撒,向朝圣团略讲朝圣意义……二日晨二时,雨犹未止,余等冒雨乘舟赴佘山……七时许,抵佘山,舍舟登岸。”到达佘山以后,江道源描述了数千人恭迎圣母的盛况以及于泥泞道上拜苦路的景象。他说:“一片热忱流露于每个人的脸上和赞诵中。经声前后相和,山鸣谷应,愈登愈高,俨如登近天门,而热心愈增。号声愈切,徹透云霄,身历其境者,红尘杂念,不觉完全消散。”

1925年以前的佘山

随着大堂的竣工和佘山声名远播,除了江浙一带的教友,逐渐有来自安徽、山东、汉口甚至北京的教友也来佘山朝圣。但是好景不长,就在1937年秋天,佘山迎来了另一种“朝圣”。

“八一三”事变以后,日军在上海及松江连番轰炸。如潮水般涌到佘山寻求圣母庇护的,除了教友还有大批教外人。根据当时松江总铎颜神父的记载:“我们将松江正心中学的学生,留宿佘山:男生住在神学院,大修院,诸位修士避暑的圣母楼,女生则住在山脚下,上海周沈二姓教友的别墅内,不久以后,房屋不敷应用,于是敞篷、亭榭等,都让难民去住,又以竹盖草搭造茅屋多间,山巅的天文台,也曾一度收纳了难民,由下而上,直到装有巨型观星机的圆屋顶内,真可说是‘人山人海’了。”

据统计,战争期间,佘山共庇护了两千余难民,除了一人受伤以外,无一人死伤。颜神父写道:“凡投奔圣母荫庇之下的,圣母都一一保全他们安然无恙。”

而即便是在此期间,朝圣的脚步和热情,也依然没有停下。“大家都感到前途的不安定,但是依靠圣母的一片赤子之心,依旧萦绕心头,抑制了一切恐怖。”

解放以后,“文革”期间,佘山遭遇了破坏和封锁。大殿和中山堂的都被破坏,连圣母高举小耶稣的铜像都被毁坏。大规模的朝圣之路,也就此断绝。

教友再次对佘山朝圣恢复热情是在1979年的冬天。有一些教友在佘山看到了异光,并声称这光在次年3月15日会再度出现。很快,《文汇报》刊载了这个消息并辟谣,但是渴念圣母已久的教友依然如约来到佘山。过于拥挤的人群引发了佘山附近的大堵车。

1980年代的朝圣者

他们来自温州、山东、广东、广西、湖南等地,后来统计,只有2%的教友来自上海。他们撬开大殿和中山堂的门,用自己珍藏的十字架和圣像进行了布置,然后开始祈祷。在场的教友描述说,漫山遍野都跪满了人,大家手里都拿着蜡烛,雨打不灭,风吹不熄。渔民教友放了鞭炮,众口同声诵经和唱起了久违的圣歌 1980年代的朝圣者

从此,佘山朝圣之路又一次被打通了。1981年3月,中山堂得到修复,5月24日,山顶圣母大殿也复堂,并恢复了三圣亭、新修了十四处苦路。1984年,山顶大殿修复完毕,于5月24日进教之佑瞻礼举行大礼弥撒,有五千余名教友参礼。2000年5月,取自土山湾侯志飞所作佘山圣母像并以1.6吨铜铸造的堂顶圣母像,也被重新安放在圣母大殿钟楼穹顶之上。

2007年,教宗本笃十六世在《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天主教主教、司铎、度奉献生活者、教友牧函》中,还提及了佘山朝圣。他指出:“五月廿四日是敬礼荣福童贞玛利亚‘进教之佑’的礼仪日。在上海的佘山圣母圣殿内,人们非常热忱地恭敬进教之佑圣母。未来,可把这日子定为全世界教友以祈祷,与中国的教会联合在一起的时机。”

1980年代,上海教区神父、修女在佘山圣母亭前

教宗邀请我们牢记耶稣给我们爱的诫命,并祈求上主赐给我们恒心见证的恩宠。而“进教之佑”的意义,就是请圣母做教友的保护者。从1863年佘山造堂开始,一直到今天,无论境况如何变迁,佘山圣母一直庇护着来到她脚下寻求保护的人。 1980年代,上海教区神父、修女在佘山圣母亭前

朝圣就是走向天主

今天从上海市区去佘山朝圣,只需要1-2个小时。地铁9号线佘山站下来,换一辆车即到。交通的方便对朝圣者而言,无疑是减轻了负担,但从另一个角度看,也大大减少了朝圣路上的乐趣和期待。事实上,朝圣,有着其超越时间与空间的意义。如果能学着体验朝圣的过程,我们就会明白朝圣的意义。

pilgrim(朝圣者)来自于拉丁语peregrinus,其词根或为 per agar(意谓穿过田间)、或为per eger(意指边界或界限的通道,在此通道中,人成为一个离开了本乡的异客)。圣经中有一个朝圣者的典范,就是亚巴郞。因着天主的召叫和许诺,亚巴郞离开了自己的家乡,成了一个“漂泊的阿兰人”,一生都在向着天主的许诺前行。

中山堂

朝圣与一般的旅行不同。在朝圣的路上,更重要的是像亚巴郎一样,体验天主临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刻。 中山堂

一位署名“石芳”的朝圣者在1936年写的一篇文章中说:

“为什么定要到佘山去朝圣呢?佘山圣母不是和别的圣母一般么?有人问,问者倘能移到佘山身历其境,自会觉到佘山圣母,和别堂的圣母,不完全一样。到过佘山者自己知道,在那里感觉孺慕之情更深,觉依赖之心更切,觉生活更有意义,综言之,觉更近天堂,这一点又好似我们天上朝圣的小缩影。”

朝圣,是需要自己亲自去体会的。我们的理性告诉我们,圣母和圣母当然是一样的。但是,当你身在佘山,置身于那些虔诚的朝圣者中间,当你的眼睛看到那一位圣母,她和别的圣母,就有了区别。

2012年领洗的金金每年5月、10月都会去佘山很多次。她特别热爱佘山圣母。她说:“佘山圣母在我心中一直是母亲的形象,每次有什么事,我都想跟圣母说,一些不会跟自己父母说的事,也会跟圣母说。我们去国外朝圣的时候,我也会把佘山圣母的圣像送给国外的教友,给他们讲佘山圣母的故事,欢迎他们到佘山来。”她觉得,每次去佘山朝圣回来,就像带着圣母给的礼物满载而归,那种平安喜乐,别人看不到,但却实实在在充满她的内心。虽然很快就会消失,但是下一次去,依然不会让她失望。

惠济良主教在1936年3月25日圣母领报瞻礼发布的《恭敬佘山圣母进教之佑》的牧函中指出,朝圣的本意,就是用诚朴热切和恒久的祈祷,来表示他们的信德。而朝圣的主要目的,是行祈祷神工。

他以佘山朝圣中领圣体的人数来说明朝圣者数目的逐年变化:“起初十年内,五月中领圣体的数目有六七千,一八九零年增至九千七百,单算进教之佑瞻礼日已达三千九百,一九三零年的数目突增至二万一千九百。”

他指出,佘山是圣母特地发显仁慈的地方,罪人如果祈求圣母,圣母必肯鼓励他们的心志,帮助他们听从天主的呼声,痛悔前罪,重走天堂的道路。我们的一切需要,都可以在佘山圣母面前获得;我们需要超性观念,以防御本性主义的侵略;需要无畏的神勇,以祛除种种陷害我们的诱惑,压制麻醉我们的世乐,需要坚定的信念和依赖天主的决心。使能忠实地信仰主爱,还需要其余各种圣宠,以避恶行善。这就是朝圣带给我们的。

佘山圣母大殿

朝圣之路是空间的圣化。在大自然这座圣殿中我们观看和体验;朝圣之路也是时间的圣化,如果以全副身、心、灵、意去触碰或渴望天主的此刻临在,那么这一刻我们的俗便化为圣,刹那就成永恒,平凡就成荣耀。 每个人,由于年龄、身份的不同,对佘山朝圣的感受也是不同的。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报刊杂志刊登过许多朝圣者的感想。 佘山大殿

有病人托神父转求:

“请你特求佘山圣母,第一目的是使我全家能够进天主教;第二目的是使我的病能够全好,可是病好不好,我总把我托付圣母,全随她安排。”

有小学生以稚嫩的文笔求圣召:

“可爱的佘山圣母,我在没有来的以前,十分想念您,巴不得一脚跨到您的至尊台前。我虽然在路上精神十分疲乏,但是我的心是很快活的。因为我能够在您的身边受特别训练,我是罪人,是无力量打倒魔鬼的,所以我恳求您转求耶稣,加我神力,我在避静时,求您使我能够做司铎,在中国缺少传教士,因此中国地大物多的国家,外教人比进教人多,现在真是靠儿童培养做司铎的时候,求母亲赐我有圣召,将来做圣教会的基础,母亲再会吧,敬祝荣福。”

还有更多的人,如石芳一样,在朝圣的路上经验到恩宠,通过朝圣,而走向天主。

朝圣地常与圣迹相联。惠主教曾说过,有人说,在佘山,不见有什么圣迹发出来。有形可见的圣迹,不很多见,果真是的,可是灵魂上无形的圣迹,却是多得难以数计了。

1919年,张老楞神父写了文辞简单却广为传唱的《佘山圣母歌》,这首歌早已道尽了佘山朝圣的一切:

佘山圣母何等好,降福一众教友;真是一个好母亲,个个齐肯保佑。 圣教艰难求圣母,圣母就肯来救。从此佘山造大堂,取名进教之佑。 佘山也叫圣母山,中国天下闻名。教友多来拜圣母,无论远近路程。 我到佘山求圣母,赏赐圣教太平。圣母常肯听祈求,发显何等恩情。 我有病痛实难当,性命尚怕难保。只要诚心求圣母,病痛能够就好。 我虽从前多犯罪,常怕灵魂难救。只要真心肯改过,圣母终肯保佑。 恳求圣母做主保,赏赐教友善终。将来个个到天堂,永远享福无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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